……凡是属于专断政治所统治的地方，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。
——卢梭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
康熙的二十年到二十二年（1681—1683），降清而复叛的云南吴氏政权，仍奉南明永历年号的台湾郑氏政权，相继被清军所攻灭，俘虏和降者也都处置完毕。除了边疆还有民族问题以外，在入关三十九年之后，帝国的统一可算实现了。
按照历代帝国政府的老例，“偃武”的后面，紧随着就要“修文”。年已“而立”的康熙皇帝，虽然生为满人，却自幼饱受经史教育，自然没有忘记《尚书·武成》上便有的这一明训，何况孟老夫子早已指教要取其中的二三策，那“偃武修文”也自然属于必取的一策。果不其然，就在郑克塽被封作公爵而编入汉军正红旗以后不到两个月，康熙再次拒绝了群臣给他上尊号的请求，却立即批准了“国立大学校长”即国子监祭酒王士祯的建议，将明代南北二监所藏的“十三经注疏”、“二十一史”的刻板，重新修补收藏。但是，皇帝很快表明，他对如何修文，已有自己的主张，那就是提倡“真理学”。康熙二十二年十月，乾清宫经筵讲毕，皇帝突然发问：“理学之名，始于宋否？”讲官们猝不及防，由资深讲官张玉书出面含糊应道：“道理具在人心，宋儒讲辨加详耳。”皇帝当下驳道：“日用常行，无非此理。自有‘理学’名目，彼此辩论，朕见言行不符者正多矣！终日讲理学，而所行全与其言背谬，岂得谓之理学乎？若口虽不讲，而行事自然吻合，此即真理学也。”不消说，这是对仍在辩论朱陆异同的理学家们的一种批评，皇帝要对此进行干预的一种宣告。他立下的干预标准，就是“言行相符”，更其是“口虽不讲，而行事自然吻合”。应该说，皇帝终生都在坚持这一标准。次年江宁巡抚出缺，他否决九卿会议推举的候选人，而将这要职给了汤斌，理由就是“凡所贵道学者，必在身体力行，见诸实事，非徒托之空言”。他以为，汤斌曾与孙奇逢讲明道学，“颇有实行”，而在浙江任乡试主考官时不曾舞弊，就是操守极好的证明。作为康熙提倡“真理学”后的头一个表率，汤斌做官是小心的。在他上任前，皇帝关照“江苏风俗奢侈浮华”、“钱粮历年不清”，必须注意。在他上任后，就特别在这两方面露一手，一是禁止“淫祠”，二是建议蠲免晚明至清初苏松二府积欠的赋税以清理钱粮，都得到皇帝表扬。他学问虽低劣，却极善于揣摩君心，在向皇帝辞行时便说自己长处唯在“平生不敢自欺”。他看准比自己小两纪多的皇帝想追步汉武帝、明成祖，便自甘扮演当代的公孙弘、解缙。他身为省长，卧室里只挂粗麻布帐子，饭桌上只有荠菜豆腐羹；有天他的儿子馋不过，偷买只鸡改善生活，被他得知就将仆人叫来痛打一顿——他当然知道皇帝的耳目会将这类事飞奏入京。果然，他的行为，被大学士明珠等攻讦为虚伪，却大受皇帝赏识，以为说到做到，三年任满便被超升为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。原来吏部仅建议任命他做太子的总教习，皇帝却加授为总管教育宗教事务大臣。等到皇帝发觉他也会欺骗，那已在他死后。比起汤斌，康熙所信用的那些讲理学大臣，用江南俗谚形容，只好说一蟹不如一蟹。那一串“螃蟹”，都是些谁呢？汉人有魏象枢、李光地、熊赐履、熊赐瓒、王鸿绪等，旗人有德格勒、徐元梦等，还有康熙表彰过的著名“清官”张伯行、郭琇、赵申乔、彭鹏、施世纶之流。他们不是官居极品，就是位列清要，有的还曾担任过经筵讲官即皇帝读经辅导员，或者翰林院庶吉士教习即皇家博士研究生导师。此辈在学术史上，连三流人物都捱不上。如王鸿绪，虽然今本《明史》曾经他的手，但本世纪二十年代陈守实先生已首先考定，他奏上的稿本乃完全剽窃万斯同的《明史稿》。又如李光地，他劣迹昭彰，屡受弹劾，却屡蹶屡起，官至宰辅，号称理学名臣。其实他的发迹，一靠充当特务，在三藩叛清时掠取密友陈梦雷提供的情报冒充为己功；二靠善于揣摩逢迎，投合皇帝的心意而将治学取向随时转移，何尝真信理学？康熙并不傻。他早已感觉那班“真理学”，虚伪得很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时任提督顺天学政的李光地之母死了，依礼应当“丁忧”回福建老家服三年丧。皇帝下旨“夺情”，命他在任守制。他却打报告要求请假九个月，说是如此则奔丧与任职两不误。结果受到言官多人弹劾，其中他的大同乡彭鹏列举十条理由证明他“贪位而忘亲，司文而丧行”，纯属假道学。闹得皇帝只好承认言官的抨击有理，下令李光地解任在京守制，使他假忠假孝的角色都演不成。由于此事的刺激，皇帝决定召试翰林官，亲自出考题，题曰《理学真伪论》。这下刺痛了那班理学家。熊赐瓒恼火得忘了规矩。康熙也生气了，给大学士们下了一道谕旨，颇有文献价值，不妨引录如下：（闰五月）初四日召试翰林官于丰泽园，出《理学真伪论》。此亦书籍所有成语。熊赐瓒见此辄大拂其意，应抬之字竟不抬写，不应用之语辄行妄用。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，亦系讲道学之人。先年吴逆（三桂）叛时，议奏发兵。象枢云：“此乌合之众，何须发兵？昔舜诞敷文德，舞干羽而有苗格。今不烦用兵，抚之自定。”与索额图争论成隙。后（康熙）十八年地震，象枢密奏：“速杀大学士索额图，则于皇上无干矣！”朕曰：“凡事皆朕听理，与索额图何关？”道学之人，果如是挟仇怀恨乎？又，李光地、汤斌、熊赐履，皆讲道学之人，然各不相合。李光地曾授德格勒《易经》。光地请假回籍时，朕招德格勒进内讲《易》。德格勒奏言“光地精熟兵务，其意欲为将军提督，皇上若将光地授一武职，必能胜任”，反复奏请，尔时朕即疑之。德格勒又奏，“熊赐瓒所学甚劣，非可用之人”。朕欲辨其真伪，将德格勒、熊赐瓒等考试。汤斌见德格勒所作之文，不禁大笑，手持文章堕地，向朕奏云：“德格勒文甚不通，臣一时不能忍笑，以致失仪。”而汤斌出，又向众言：“我自有生以来，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谎者。顷乃不得已而笑也。”道学当以忠诚为本，岂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语，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乎？今汤斌虽故，李光地、德格勒现在也。又，熊赐履所著《道统》一书，王鸿绪奏请刊刻颁行学宫，高士奇亦为作序，乞将此书刊布。朕览此书内过当处甚多。凡书果好，虽不刊，自然流布，否则虽刻何益？道学之人，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？今将此等处，不过谕尔等闻知。朕惟以治天下国家之道，存之于心，此等人议论，又何足较哉！说是不计较，其实十五六年前的事，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可知他对汤斌那样“诈谖饰俭”，也早心中有数。明知此辈都是假道学，仍要表彰、重用，岂非怪事？康熙是最爱表彰清官廉吏的。于成龙（山西人）“实天下廉吏第一”，张伯行“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”，于成龙（汉军镶黄旗人）“廉能称职，诚心爱民”，郭琇“鲠直敢言”，“有胆量，无朋比”，彭鹏、张鹏翮、施世纶、赵申乔等都是“清官”。诸如此类，屡见于康熙谕旨。这班人做官是否真清廉？他们的行为已作了注脚。于成龙、张伯行两个“第一”是怎么回事，略看他们的传记便可明白。如郭琇，在康熙二十七、二十八年，接连弹劾河道总督靳辅，大学士明珠、余国柱，以及高士奇、王鸿绪等近臣，使得他们纷纷倒台，因而声名大噪，然而随即便因指使下属诬告山东巡抚，被查明是荐举私人不遂而怀恨陷害，自己也受贬斥。如赵申乔，是康熙相信真能实践自己保证的清官，曾被揭发行贿贪虐，仍受康熙保护而升官，结果其子任太原知府，依仗老子做户部尚书的权势，私改税规，贪污的赃银达三十余万两。康熙四十一年正月谕大学士等：“朕观诸臣，任科道时多有敢言沽直声以得升迁者，及为大僚，辄不敢言，问以小事，皆云不知；前后顿不相符。”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谕大学士等：“清官多刻，刻则下属难堪，清而宽方为尽善。朱子云‘居官人，清而不自以为清，乃为真清’。又如《易》云‘不家食’。为官之人，凡所用之物，若皆取诸其家，其何以济？故朕于大臣官员，每多包容之处，不察于细故也。人当做秀才时，负笈徒步，及登仕版，从者数十人，乘马肩舆而行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？”正因为他很明白清官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他对自己表彰的清官，批评也颇有趣。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上谕：“给事中彭鹏参今科顺天乡试疏内有请朕亲审语。是谓诸大臣皆不可信矣，虽彭鹏亦可信乎？况治天下当崇大体，如大小事皆朕一人亲审，则庶务何由毕理？……彭鹏既系言官，当劝朕宽大和平，乃请亲行刑讯，朕实不解也。”康熙四十年十月上谕：“施世纶，朕深知之。其操守果廉，但遇事偏执，百姓与生员讼，彼必护庇百姓，生员与缙绅讼，彼必护庇生员。夫处事唯求得中，岂可偏私？”康熙四十二年十月旨：顺天学政“杨名时自督学以来，赋性乖异，纵有精于学业，工于文章者，但系殷实之人，必不录取；其无产赤贫，虽不能文，或记诵数语，亦得进学。”彭鹏、施世纶，后来由于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的夸诞渲染，成为小市民乐道的“青天”，以为最能代表圣上心意。杨名时是李光地的门生，也以好讲道学践履而有清名。但他们的心态，由康熙看来也觉古怪。然而，康熙还是要表彰这样的道学，这样的清官，为什么？那原因，其实不难寻求。作为帝国政府的首脑，他比谁都看得清楚，自己的政府在腐败下去。他一再强调，“外官惟以清廉为要”，理由就是“凡一省易一大吏，一方百姓不能无累”；部院官员应该“操守兼善”，理由就是“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”。就是说，他觅求所谓清官，是由于他感到从朝廷到地方，几乎无官不贪，无吏不浊。然而作为中世纪象征的专制皇帝，他又比谁都看不清楚，自己的心不仅与百姓无法相通，而且与臣僚也存在隔膜。他希望各级政府都是廉洁的，但他又将所有臣僚都看作家奴，好比满洲八旗的世仆，而奴才除极少数例外是不可能与主子同心的。他制订很多律例要求臣僚奉公守法，但再好的法律，只要有一个例外，便可能受到破坏，何况他本人便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完全视作例外。而在中世纪，主奴界限从来是不固定的，各个等级的奴才在自己的权力所及范围内便是主子，当然也会效法老主子而自视例外。这样法律再细密，又有何用？于是，作为清朝列皇的“第一人”，康熙希望通过提倡践履理学教条，表彰爱惜自己羽毛的臣僚操守，创造一个廉洁政府，从而达到“修文”的目的，便成为幻梦。可悲的是，他感觉自己的希望正在化作幻梦，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正在做梦。于是，他的心态尽管比子孙都闳放，他的气度尽管比路易十四还豁达，他的在位时间尽管长达六十一年——在秦朝以后列朝君主中无人能比，但他并没有领着大清帝国走出中世纪。最后，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重新指定一个储君，就孤零零地死去了。他的死因，至今仍然是个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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